《管理世界》| 洪永淼：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
【编者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2022年5月17日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研讨会（笔谈）。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26位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研讨。以下为国科大经管学院洪永淼教授的笔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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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独创性，中国需要构建一个原创性经济理论，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凝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指导中国未来发展趋势。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什么？中国特色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特色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经济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思想与方法的关系是什么？方法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厘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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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独创性
40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独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也会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便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致力于建立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新中国经受住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的经济与技术封锁，也使中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经受住了各种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采用渐进改革方法论，从易到难，先立后破，由量变到质变，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转变为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依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设计的“休克疗法”及其后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不同，中国对国有经济从来不实行私有化产权改革，而是在坚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非公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必然性，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国有经济的必要补充。现在，非公经济已占据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半江山，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抓住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性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直接投资输入国，并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使中国比较容易跨越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应用所需要的市场规模门槛，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若干领域已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
以上例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既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没有照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遵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开出来的药方，相反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具有独创性，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因此具有特殊性。如何在中国情境下，构建一个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可验证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凝练可借鉴、可推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历史性任务落在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们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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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
毫无疑义，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首先需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的内涵（洪永淼，2021）。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便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王亚南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其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形态显著不同。王亚南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方法以及一般原理，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运动规律，写出了被誉为中国版《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这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学代表作。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既然是市场经济，所有适合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都会发挥作用。同时，这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如存在异质性市场主体，存在不同所有制与各类资本，其中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起主导作用。此外，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经济运行规律与西方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套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构建原创性经济理论。
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从中国特殊性中挖掘一般性。王亚南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一种，在中国的应用是属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经济体中的应用，而不是要创立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另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经济规律在中国情境下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从中国经济特殊性中提炼一般性，泛化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使之成为可借鉴、可复制的发展模式，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学做出原创性贡献。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可能的理论创新：一是广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国的一大创造和一大贡献。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共同富裕，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二是广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和丰富案例，为中国经济学家破解市场与政府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个“富矿”，这孕育着市场经济新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特别是关于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同时发挥调节作用以及异质性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理论创新，将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大丰富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强调，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对过去300多年西方国家社会化全球化大生产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们应该批判地学习、借鉴、汲取其有益成分。
数字经济新形态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深刻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大数据时代，以数据特别是大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已成为经济学一个主要的研究范式，这种实证研究符合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中国经济学过去很长时间一直以定性分析为主。4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变为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极大提升了中国经济研究的规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洪永淼、薛涧坡，2021）。大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使用，不断打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界限，推动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基于大数据的定量实证研究正在成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洪永淼、汪寿阳，2021）。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在鼓励多元研究范式的同时，大胆借鉴、使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与工具，以方法创新推动经济理论创新。
纵观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典型经验特征事实的凝练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问题的提出至关重要，这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统计学家在凝练中国经济典型经验特征方面做得很不够。此外，对思想与方法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毫无疑义，在经济学研究中，思想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研究可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但这绝不是说方法就不重要。自然科学的很多重大发现与理论创新，都是通过方法创新（如实验设计创新）而实现的。当没有方法创新就不能推动理论创新时，方法便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1991a）曾举例论述方法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经济学研究中，如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迫切需要方法创新。就像转型经济学家约翰·麦克米兰（2014）所指出的，“要弄清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对其进行抽象的争论，而是考察现实经济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下实际运作的效果如何。政府的干涉是否必要，干预的具体程度是否合理，最好都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之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对方法存在看法，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实证研究存在“内生性”的现象（洪永淼，2022）。“内生性”是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经济变量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这里借用“内生性”概念来说明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习惯做法。科学研究都是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应如此。毛泽东（1991b）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但是，经济学一些实证研究为了追求某个理论假说或结论，便千方百计寻找支持该理论假说或结论的“证据”，导致先有结论后有“证据”，这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内生性”。例如，在实证研究中，存在所谓的数据窥视偏差，指对同一个数据进行很多次的实证研究，通过不断改变模型设定、变量选择、数据样本等各种方式，总有一次会从数据中发现统计上显著但实际并不真正存在的关系，使数据分析结果支持自己的结论（Lo & MacKinlay，1990）。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本质上并非实验科学，很多研究不能通过重复实验加以证实，这为“操纵”结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种做法，不但使研究结论不可靠，还严重损害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术声誉，我们必须避免误用、滥用定量研究方法（李志军、尚增健，2020）。
原文刊发：
高培勇、樊丽明、洪银兴、韩保江、吕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继明、寇宗来、黄群慧、刘元春、刘尚希、杨灿明、龚六堂、刘守英、陈斌开、郭凯明、金碚、李曦辉、刘秉镰、陆铭、洪俊杰、刘锡良、陈诗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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